前些日子，银滩的夏天进入尾声，游客依然很多。

一个傍晚，我骑车经过西边的海滩，看到岸边围着一群人，还有闪着灯的警车和救援车。

一打听，才知道有位六十多岁的大哥，天黑后下海游泳，再也没能上来。

人群里传来妇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海浪声中显得那么脆弱。

那一刻，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只是觉得异常的平静。

这平静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

我想，若是在三年前，还在北京的我，听到这样的事，心里大概率会咯噔一下，生出许多对无常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哀叹。

但在海边住了三年，我对生死的看法，好像被这潮水悄悄地冲洗过了一样。

在北京，我们谈论“活”，却畏惧“死”

在北京的七年多，我像每一个“北漂”一样，人生是一条向前猛冲的单行道。

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

这意味着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稳定而体面的生活。

我们像仓鼠一样在轮子上奔跑，不敢停下，因为停下就意味着被抛弃，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死亡”。

那时候，死亡是一个被藏起来的词。

它出现在医院冰冷的走廊尽头，出现在深夜新闻的滚动字幕里，遥远、抽象，且充满不祥。

我们从不谈论它，仿佛只要不提，它就不会来临。

我们拼命健身，购买保险，规划养老，做的一切努力，潜意识里都是在对抗那个终将到来的结局。

那种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对死亡的巨大恐惧。

大海教会我的，是“循环”

来到乳山银滩，我面对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大海。

这里的每一天，都由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构成。

海水轰隆隆地涌上沙滩，淹没一切，又悄无声息地退去，留下一片狼藉和新生。

第一次看时觉得壮阔，看得久了，就只剩下平静。

你看，那汹涌的涨潮，不就像生命喷薄的欲望吗？

那枯寂的落潮，不也像生命必然的消逝？

它从不为一次退潮而悲伤，因为下一次涨潮总会再来。

这日复一日的循环，让我明白，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这并非悲剧，而是规律。

然后是四季。

银滩的四季分明得像一本教科书。

春天，料峭春风中，田野里的小麦从枯黄中抽出新绿；

夏天，海里挤满了游泳的人，夜市喧嚣，生命力几乎要溢出屏幕；

秋天一到，游人散去，草木枯黄，海滩重归寂静；

到了冬天，大雪落下，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这枯与荣的轮转，何尝不是一场盛大的生死演练？

冬天的“死”，孕育了春天的“生”。

每一个结尾，都只是下一个开始的序曲。

庄子早就说过这个道理。

据说他妻子去世，惠子前往吊唁，却见庄子正盘腿坐着，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唱歌。

惠子责备他，庄子却说：“她不过是顺应四时变化，安息在了天地这座巨室之中，我再哭哭啼啼，岂不是太不通达天命了？”

在海边，我看到的也是如此。

冲上岸的海星干瘪了，会被海鸟啄食；

死去的海螺，它的壳会成为寄居蟹的新家；

凋落的松针，会化作来年新芽的养料。

在这里，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循环的一部分，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不畏惧死，才真正懂得生

当我不再把“死”看作是一个需要对抗的终极敌人，而是看作像日落一样必然会到来的风景时，我对“生”的理解也彻底改变了。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体验的深度和广度。

在北京，我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看似充实，实则苍白。

我错过了无数的日出和晚霞，听不到风穿过松林的声音，也闻不到雨后泥土的芬芳。

我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

那样的状态，和苏轼说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里的前半句很像，“心”已经死了，只剩下肉身的奔忙。

辞职来到海边，我的生活变得极其简单。

一年花不到一万五，吃的是集市上的白菜土豆，穿的是几十块的旧衣衫。

但我却觉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地“活”着。

我能感受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的温度；

我能听到夏夜里，田野里的蛙声和虫鸣交织成的交响乐；

我能看到秋日傍晚，天空被晚霞染成温柔的粉色；

我能在冬日的大雪中，一个人独享整片海滩的洁白与寂静。

苏轼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儋州（海南）。

他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别人眼中的“死亡”流放之路，却成了他人生功业的勋章。

因为他从未放弃体验和感受，他在苦难中活出了诗意和豁达。

我想，这才是面对死亡，最好的生活方式。

如今，我站在海边，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远处的山丘，天边的云彩变幻着颜色。

我知道这美好的一天即将“死去”，但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我也终将像这落日一样，有沉入地平线的一天。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我曾尽情地看过这海，吹过这风，感受过这阳光，我就不曾虚度。

死亡不是失去了未来，而是没有认真地活在现在。

朋友，生死或许真的是一件小事。

重要的是，在日落之前，我们是否真正地看过那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