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写作者。2024年毛遂自荐到广州老年大学教阅读与写作。很多人为什么会惧怕衰老？是因为年轻意味着活力和机会，衰老就意味着落伍和弱势，我们害怕衰老，其实是害怕我们身上的优点在变少。陈思呈以各种方式教了十年书，但教老人阅读与写作是第一次。老年大学的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头发渐白、不用考试，手机字号加大、不接陌生电话。课堂也很不一样，醒目位置是急救电话，墙上贴的是安全注意事项、最近医院和天气预报，一切仿佛都在劝你别太认真，身体要紧。然而课程进展得比想象中顺利，陈思呈和平均年龄大自己十多岁的学生一起读门罗、奥康纳、茨维格，学习用AI做资料收集，书写回忆和生活，甚至在课上讨论《情人》那著名的开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和大家接触久了，她开始读到时代的共同话语，革命叙事、集体主义，但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那些反复想起的心事：生命中重要的失去，澄澈的心愿，甚至是一棵越过水面的鸡蛋花树。在写作的国度里，文学平等地把冠冕授予每一个人。在自己做自己家长的年龄，他们选择成为“奥德赛”。【时间轴】00:08 老年学员的想象力：陌生来电就是金角大王的紫金红葫芦03:07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一句虚伪的话？05:16 有的学员只缺了一次课，原因是没有写作业09:58 作业是他们的生命史17:51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可能吗？25:28 讨论就是共同面对：老年是一种失宠28:13 只要我活得够久，我就能距离理想的自我更近

孙雷，足球媒体人2001年，当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之后，一年之内，中国多出了2000家足球学校，而它们中9成以上在未来的3年里死掉了。回头想一想西班牙。西班牙现在排在国际足联的第一。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那些为了发财、为了投机才选择足球的人，而是依靠这100多年里，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真正愿意为它付出、创造机会的人。作为一位从业超过二十年的足球媒体人，孙雷到过很多国内外顶级联赛和国际重要赛事的现场，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足球从业者。这些现场和足球人构成了大多数人心目中足球的模样：球星、奖杯、转会费、聚光灯……但是在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故事之外，在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足球和足球人到底是什么样？带着这样的好奇，2023年，孙雷和搭档杨昊、王新欣开始更新一档足球节目——《解锁之旅》。在这档节目中，镜头对准了那些不被关注的球员们，有人在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中寻找机会、有人在野球场上过人如麻、有人希望借足球走出大山、有人把足球看作农忙之后的休闲活动……中国足球为什么无法取得好成绩？这个问题或许重要，但实在宏大而遥远。作为全世界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足球以不同的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时间轴】00:08 如果你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足球比赛，你可能看的是一场「假球」01:59 当两个发小一个喜欢德国队，一个喜欢西班牙队，一起看球会发生什么？04:33 什么叫“首先我们是朋友”？09:49 西班牙有106万注册球员，而西班牙人口大约有4900万，这意味着每46人里就有一名注册球员12:04 一个站在球场上的球员会经历什么？一年之间工资涨9倍？16:08 「世界足球金字塔底部」的足球是什么样的？19:56 「边超」：他们那场赢球的奖励是一个牛头，偶尔还会送一箱蜜蜂27:53 如果有一天，我临闭眼，最后一个想起来的事情是：中国队进世界杯了吗？�早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孙雷�一起看到德国队被西班牙队淘汰的发小（左边支持西班牙队，右边支持德国队）�杜月徵�达芬奇�老挝职业联赛的球场�老挝球员的单间宿舍�边超赢球某场的奖励是一个牛头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正是在这些现场，她慢慢意识到：机器从来不只是工具。机器既是生产设备，也是管理工具。机器的节奏很稳定，人必须不断适应它——速度要更快，动作要更标准，时间要更精准。它不仅提高效率，也重新组织劳动、重新分配权力。“机器比人更先进”成为了工厂里的真理，尽管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面临同样的局面。机器不再只是车间里的设备，更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在许怡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技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裹挟在技术浪潮中的人。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效率与想象时，也许也应该思考：技术究竟在改变谁的生活？又在为谁服务？【时间轴】00:09 当两个世界的平行线开始相交，我开始想要做些什么04:24 「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05:40 读博的时候我想进厂他们说我超龄了，十几年后再进厂我又不超龄了07:34 下午工作7小时，中间只有8分钟茶歇，工人失去「如厕自由」09:28 当你的「工友」变成机器，工人的工作不一定会变轻松10:43 技术的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工人反而被降级为「打下手的帮工」11:52 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13:30 破除「机器迷思」：当人开始给机器补锅19:05 「机器霸权」：为什么工人知道机器的不足还是认为“机器比人好”？23:26 被机器取代的工人都去哪里了？26:01 我们怎么捍卫人的主体性？�许怡面试的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家具厂�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机器和工人的速度对比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时间轴】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时间轴】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卞灼和外公外婆�外公的日记本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时间轴】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时间轴】00:11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不能吃苦吗？结婚成家之后他们有了什么变化？06:15 结婚前，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09:20 结婚后，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出现12:06 「上好学、住好房」：每月刚性支出五六千元，县城也变成高消费的地方17:07 专门化挣钱的男工工资增长也有限，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19:42 「经济母职」：陪读妈妈很少只陪读不工作，陷入在家不在位的困境26:28 我们的教育体制看似把越来越多机会给到农家子弟，但都是些中下层的机会，这些机会还得花钱去买28:26 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30:57 巨大的再生产压力下，夫妻关系很容易断裂32:55 城市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最需要的是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与增长趋势（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鄂东x县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扎钢筋的女工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时间轴】00:10 当一切围绕绩点展开，就会出现「双重倦怠」04:25 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07:11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大学专业的学习只是职业的预备08:50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11:14 学者也成为螺丝钉12:20 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14:28 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是生命的手段化16:27 「末人」：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绝对安全的人18:50 虚假的利己主义：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被掏空的21:23 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

雪竹，科普作者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时间轴】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我的五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时间轴】00:10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个体每天经历的病痛困苦是无形的03:36 税后月收入达到1.5万元，你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04:47 我们捐赠的钱最终起到了多大帮助？08:33 直接给钱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11:45 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花小钱，办大事16:59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19:55 我们不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就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23:04 一些无聊老套的手段，就能解决那些很难的社会问题25:24 尽管面对愚陋不堪的世界，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特雷弗·菲尔德与「玩耍泵」（PlayPump）�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分布，来源：GBD，2024�中国高成本效益卫生健康干预措施排名�农村白内障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原因分布，数据来源：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