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放肆为非)”,“众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阶级矛盾发展到这样尖锐的程度，统治阶级还想“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来缓和矛盾，“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 障之以指掌也”，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了。关于社会上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鲍敬言都归结为“皆有君之所致”。
鲍敬言还提到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如果不是身为帝王而“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对人民的危害，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正是由于他们居于帝王地位的缘故。他还说一般所说的仁君，其实好比“盗跖分财，取少为让”，所谓强盗发善心，少拿一点罢了，真正的好皇帝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君臣，使人民回到“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上古无君之世--“清静而民自正”的一种理想社会来。
在西晋、东晋之交，阶级矛盾已发展到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鲍敬言的《无君论》发表出来，其战斗意义是巨大的。他在《无君论》中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抨击了儒家“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神权政治理论，具有无神论的性质。同时他的论文也多少反映了当时封建隶属关系正在日益强化过程中的被隶属人民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强烈憎恨和不满，以及要求消灭剥削，改造统治的迫切愿望。从这一角度来看，鲍敬言《无君论》的进步意义及其具有的反抗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无君论》是有很多缺点的。它把君主制度的起源，简单归结为“强者凌弱”的结果，具有暴力论的倾向。同时又认为这是“智者诈愚”，“智用巧生，道德既衰”的结果，那就流于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了。鲍敬言虽然严厉地指斥了封建君主的罪恶，但怎样把有君的社会改变为无君的社会，他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因此鲍敬言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种闭塞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万物玄同”的原始社会，这就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也就不可能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宏伟远景来，《无君论》对未来的憧憬，也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点1。
1《后汉书·郑太传》李贤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
2《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郑[玄]何所异，指(汉严遵作《老子指归》，晋王弼作《老子指略》》)、例(王弼作《易略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
3《世说新语·方正篇》:阮宣子(阮修)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4《周易正义》；动息地中，雷在地下，息而不动，静寂之义，与天地之心相似。 观此复象，乃见天地之心也。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托天地以示法尔。
5按魏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杀曹爽、 何晏。四月，改元嘉平。傅嘏在曹爽被杀后为河南尹，不久迁尚书。嘉平三年(公元251年)，王广诛死，广为屯骑校尉，论才性之异，当在嘉平三年以前。嘉平四年，李丰为中书令，后二年丰又诛死。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钟会为黄门侍郎，至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以母丧去职。则“才性”异同的讨论，当从嘉平元年开始，到正元末、 甘露初，钟会才做出“才性四本”的这一总结。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鲍敬言提出的无军论及其在历史背景下的深远影响。他指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认为暴君的存在加剧了阶级矛盾，并探讨了如何实现一个没有君主的理想社会。尽管他的观点充满反抗精神，但也暴露出对历史规律的误解和局限。我们将分析鲍晋言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这一论述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